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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马珺:沿黄九省区应建立统一流域管理机构,推动综合管理法出台

时间:2023-11-29 11:26     浏览次数:103

编者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分别于5月22日、5月21日在北京开幕。

大河财立方《极刻》第474期

大河财立方《极刻》记者贾永标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期间,总书记参加经济界委员联组会,足见国家对疫情之后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的重视。”5月25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河南省副主委马珺在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

马珺说,经济稳才能社会稳,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重创,但我国却能在短时间内将疫情灾害降至最低。如今企业复工复产、学生复课复学,一切都走上正轨,各行各业都奋战在经济社会的最前线,全力确保“双胜利”。

黄河流域立法应定位为黄河流域综合管理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现有涉水法律规范从根本上难以满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赢的高标准要求,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制定一部能够体现黄河流域现实需求的流域专项法律。

立法首先需要解决定位问题,马珺说,黄河流域立法定位关系到该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保护的法益范围、采取何种治理模式等核心问题。当前黄河流域立法正面临流域大综合法模式、小综合法模式和单项法模式的立法定位选择。

对此她认为,长江流域立法采用的是单项法模式,即命名为《长江保护法》。黄河流域立法不仅仅要解决黄河严峻的生态保护问题,还要以黄河水资源为抓手解决沿黄老百姓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和不平衡等经济问题。因此,只有流域综合管理法的模式才能实现协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共赢的宏大目标。

据悉,根据现有的涉水法律规范,黄河流域立法监管体制采取行政管理、流域管理和河长制管理三元并存的监管模式,其中行政管理又涉及水利、国土、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诸多部门,如何理顺黄河流域的监管体制,有效解决长期以来九龙治水绩效不彰、治理成本高昂等弊病,是黄河流域立法应当协调的问题。

“应当在目前行政管理、流域管理和河长制管理三元并存监管模式中,将流域管理机构,即黄河流域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凸显出来,沿黄九省区建立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马珺说,该流域管理委员承担水利、防洪、生态保护等多事权统一职能,行政管理机构和河长统一配合流域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工作。

根据相关要求,未来的黄河立法需要兼顾黄河生态价值、经济价值、资源价值、文化价值等元素,如何通过立法规范多元利益的实现,是黄河流域立法应当考虑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马珺认为这些价值元素可归总为生态利益、经济利益、区域利益和国家利益等综合利益群。因此黄河流域立法规范不仅表达为是单类型的生态保护条款,还应当包括绿色产业促进、黄河文化创新保护创造生成等条款。

提升乡村法治水平重塑乡村自治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自治是主体内容,法治是保障底线,德治是辅助工具。只有坚持完善自治主轴线,利用法治和德治共同促进自治的原则,才能振兴乡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此,马珺从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头作用、重塑乡村治理自治能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水平、打牢乡村治理德治基础四个角度提出了建议。她表示,可以通过协商民主的形式,提高村民参与村务管理和决策的程度;结合当地实际,探索加强对村级权力有效监督的特色做法;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相关制度,明确各自的目标、任务、职责、工作流程。

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以“组为基础”的乡村治理格局,将村民小组作为相对独立的农村社区和村民自治基本组织单位,在村民小组建立具有法人资格的村民理事会,使集体事务、公共事务在自然村内商议解决;创新工作机制,实行村民组、村委会、乡(镇)政府“三级联动”机制,将原来行政村一级的事务向下延伸,向上拓展,形成政府与村级组织良性合作关系,更好地实现乡村共建共治共享。

在提升乡村治理法治水平方面,马珺认为,可以制定出台“法治乡村建设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确保法治乡村建设有章可循,并在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保障。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推动农民群众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自觉。

同时,马珺建议要在专项依法治理上有突破。可通过依法打击非法上访,引导村民依法维权,理性表达诉求;要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有突破;通过优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格局,依法妥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要在农村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上有突破。通过各种严厉手段,严惩“老赖”;要在提升村民自治能力上有突破。通过加强德治和自治建设,使法治成为人们自觉的道德追求。

健全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加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

作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名教授,马珺十分关心师德师风建设问题。她认为,师德师风建设是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保证,是保证教师自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但目前师德师风建设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少数教师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理想信念动摇,热衷于追逐名利;责任心不强,教书育人敷衍了事。

为此她建议,要将日常理论学习和集中教育培训相结合,使学习培训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培训内容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用“四个意识”导航,用“四个自信”强基,用“两个维护”铸魂,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在加强监管机制建设方面,她表示,要坚持高位引领与底线要求结合、严管与厚爱并重,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将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考核的首要位置,严把入口关。

同时,可以建立并落实师德师风工作责任制,明确书记和校长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第一责任人,将师德师风建设列为学校党委议事的重要内容,定期研判,抓细抓实;健全师德师风考核机制,建立并实施个人自评、学生测评、家长参评、同事互评、单位考评有机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那些猥亵、性骚扰学生甚至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以及学术不端等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严重失德败德者,一经查实,要迅速依规依纪依法给予严肃处理,撤销教师资格、清除出教师队伍。建议建立并共享教师失德败德、违纪违法信息库,健全教师入职查询制度和有关违法犯罪人员从教限制制度。”马珺说。

责编:刘赟|审核:李震|总监:万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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