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作为佛教僧众日常憩息、举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佛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北魏洛阳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佛寺最多时达1300多座。曾经历史上的一段时期，佛教于中原地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

北魏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而都城洛阳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佛寺相应繁多，最多时达一千多座，无疑是这一时期佛教兴盛的集中体现。这些寺院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诚然，北魏洛阳佛寺的兴盛，与帝王的大力扶植密不可分，但是朝廷为了政治目的，对佛寺兴建亦多有限制。也就是说，佛寺作为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拓跋魏政权对其既利用又抑制，具有强烈的世俗政治特征，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教化百姓，维持社会稳定，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佛教起源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均以洛阳作为都城，这为佛教在洛阳的传播提供了优越条件。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初期阶段，洛阳是佛教发展的重要地区，在我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佛教在洛阳的传播，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东汉曹魏时期，由于皇室倡导，贵族官员们竞相效仿，信佛风气渐盛；到了西晋末年，洛阳已有佛寺42所；拓跋魏入主中原后，在帝王们的极力扶植下，佛教已然波及社会各阶层，京城洛阳更是寺塔林立，香火极盛，给人以无限遐想。

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佛教开始东渐。东汉曹魏时期，洛阳作为都城，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佛教初传的首选之地。佛教主要在社会上层少数人中信奉。朝廷敕建了中国第一座官方寺院——白马寺。

两汉之际，佛教虽已传入洛阳、长安等地，但并没有专门兴建佛寺。东汉永平年间，西域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歌经来洛，汉明帝为他们别建居所“白马寺”。

白马寺是为我国早期佛教活动的中心，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寺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东汉末年洛阳城惨遭大火，白马寺亦未能幸免。曹魏都洛后，“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至此，佛教在洛阳获得了进一步传播，为当时佛教重镇。

随着佛教信仰者的逐渐增多，西晋洛阳的佛教，无论是佛经翻译，还是佛寺的兴建等，相较于汉魏时期都有很大发展。译经是当时主要的佛事活动。西晋时期，国家取得短暂统一，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相对畅达，经西域而来的外国僧人大量增多，他们带来和翻译了许多重要的佛经。

这些著名译人翻译出诸多重要佛教典籍，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使得佛教思想较汉魏时期有了相当传播和发展。此外，他们还弘传教义，建寺度僧等，足显当时佛教在洛阳有着较大发展。洛阳有佛寺42所。

由于帝王权臣的崇信和倡导，西晋上层社会普遍信仰佛教，比如当时的洛阳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佛教俨然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晋武帝司马炎时期，统治者改变了汉魏仅许西域僧人立寺的制度，“大弘佛寺，广树伽蓝”。

在这样的背景下，永嘉年间（307-313）洛阳己有佛寺42所，其有名可考者，如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满水寺、竹林寺、大市寺等诸寺。对于这种社会现象，颜尚文指出，东汉洛阳是当时翻译佛经的唯一重镇，曹魏、西晋又相继建都于此，故而洛阳的佛寺冠于全国是自然的。

尽管如此，佛教信仰仍未在汉地民间普及。“汉族平民百姓信仰佛教很少，当时只有少数上层人士才有机会接触佛教”，随着曹魏末年朝廷禁令的解除，佛教组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汉人出家人数开始逐渐增多。

然而“佛教作为极少数的侨居汉地社会的西域胡人传统礼俗之一，基本上与汉地社会主流的儒教文化处于隔离状态，其影响力与当时汉地社会主流强大的儒教文化不可同日而语，或者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这在都城洛阳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以，在东汉魏西晋时期，佛教基本上存在于都邑胡族聚落空间内。佛教作为奉佛胡族的传统礼俗，表现为以胡僧为中心，胡人为信仰主体，汉人奉佛属于个别行为。

对此，有资料显示，“西晋时期，独立的佛像开始出现，但受印度犍陀罗的影响明显，足以表明佛教此时尚未真正为中原民众接受。”西晋末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都城洛阳遭到很大破坏，其间42座佛寺除少数得以幸存遗留，几成灰烬。

十六国时期，兵燹连绵，“北方社会因此而迫切需要一种共同的信仰或者说文化体系来整合社会，佛教就是在这样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机担当了这个角色，它对胡、汉这两大民族集团的社会融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北方胡汉社会结构的形成和人的集群的变动，是佛教在北方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社会背景条件。”

于是在十六国诸多胡族政权的积极扶植下，佛教在中原获得了极好的传播契机，首先在北方地区蔓延开来。尤其是拓跋魏入主中原后，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试图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主动，更是以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故而早在平城时期，朝廷就依凭“胡人信胡教”的“本俗”，广建寺塔，铸造佛像，耗费不赀，颇具规模。孝文帝即位之初，“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致使佛教在平城近百年间己然骤兴。

北魏迁都洛阳后，鉴于佛教有稳固皇权的政治价值，它在诸多帝王的极力扶植下，获得空前繁盛。自孝文帝元宏开始，经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到孝庄帝元子攸、前废帝元恭、出帝元修等，无不信奉佛法，诸皇后也多出家为尼。

在统治者的推崇下，北魏洛阳的佛教呈蓬勃发展之势，于是成为当时洛阳的一大特色。洛阳佛寺最多时达1367座。除前朝遗留的少量佛寺外，北魏洛阳佛寺的大规模兴建，成为这一时期佛教广为传播的有力见证。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上自皇室、权贵官僚，下至商贾平民，无论家境富裕还是贫穷，或“弃象马如脱屣”，或“舍资财若遗迹”，无不倾其所有，大兴佛寺，到了北魏晚期，洛阳佛寺最多时竟达千余座气可以说，众多善男信女到佛寺进香礼拜、祈福还愿、持戒译经等活动，构成了北魏洛阳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有学者所言：“魏收编纂《魏书》时增设《释老志》，反映了北魏时期佛教己获得隆盛的社会声誉，佛教开始介入民间社会。”佛教信仰播及社会各阶层。杨銜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曾追忆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像场面：

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指景明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宮前受皇帝散花。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

显而易见，这种以皇帝为首的全城佞佛情景，充分说明了北魏洛阳的佛教信仰己然遍及社会各阶层。面对如此庞大的崇佛群体，相应配套的管理制度和机构自是必不可少。

北魏迁都洛阳后，统治者在大力扶植佛寺兴造的同时，又有限建佛寺的明文规定。拓跋魏政权对佛寺既利用又抑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教化百姓，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强烈的世俗政治特征。

《魏书.释老志》记载，早在北魏平城时期，京城已有佛寺近百所。“孝文帝个人虽对佛教‘尤精信’，但作为世俗统治者，他十分重视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对佛教传播中的一些弊病严加禁绝。”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鉴于旧都平城滥建佛寺的情况，在新都规划中提出了严禁肆意兴造佛寺的规定——“太和之制”：

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然而有意思的是，北魏迁洛后的孝文帝时期，洛阳发展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却是佛寺的兴起。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这一时期洛阳多有兴建佛寺的史实：“报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为冯太后追福。在开阳门外三里。”“景宁寺，太保司徒公杨椿所立也。在青阳门外三里御道南，所谓景宁里也。

高祖迀都洛邑，椿创居此里，遂分宅为寺，因以名之。”“凝玄寺，阉官济州刺史贾燦所立也。在广莫门外—里御道东，所谓永平里也。即汉太上王庙处。迁京之初，创居此里，值母亡，舍以为寺。”由是观之，迁洛初期，正是在孝文帝的倡导下，北魏洛阳就有城南报德寺、城东景宁寺、城北凝玄寺等佛寺分布。

恰如王永平所言，“纵观北魏一代，佛教得以稳定、持续之发展，应该是在孝文帝时期及其以后诸帝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文帝时期是北魏佛教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可以说，孝文帝是北魏历史上利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的代表人物，是毋庸置疑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现象显然与“太和之制”所规定的限佛条例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着实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

［1］［晋］法立、法炬：《大正新修大藏经》经集部3《佛说诸德福田经》，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

［2］［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

［3］［北魏］杨街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